《辩诉交易的胜利》一书对辩诉交易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该书也为我们引入了此前不为中国学者所熟悉的概念。如费希尔将辩诉交易区分为明示的辩诉交易和默示的辩诉交易。该书在辩诉交易研究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成功运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作者收集了几千个米德尔塞克斯郡的案例，同时详细分析了其中上百个案件，所以本书的实证研究既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既研究了辩诉交易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也探讨了社会因素对于辩诉交易的影响。
    本书作者费希尔不仅熟悉法律实践而且拥有参与辩诉交易的丰富经验，从而保证了本书卓尔不群的编写质量。
    本书语言流畅，不乏风趣之处，取材广泛，论证严谨，对于国内学界对辩诉交易制度的深入研究将产生积极地带动效果。对于国内在辩诉交易起源方面研究的空白亦起到填补作用。

译者序
致  谢
序  言

第一章  禁酒法、谋杀案件，以及检察官的指控权

第二章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动机

第三章  中止诉讼辩诉交易与缓刑的兴起

第四章  被告人答辩的能力

第五章  法官与量刑的权力

第六章  辩诉交易兴起的社会与政治理论

第七章  解释辩诉交易在其他地方的发展

第八章  辩诉交易的力量

第九章  辩诉交易的权力平衡

附录一

附录二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者序

    正如马尔科姆·菲利(Malcolm M.Feeley)教授所指出的，在英文文献中，“尽管对于辩诉交易的性质和功能已有大量学术著述进行分析，但鲜有著述论及其起源与发展”。而且“大多数关于辩诉交易的探讨，在从功能分析转向历史分析时缺乏充分的基础。他们往往对某段历史（称不断增长的案件量导致了更有效率的案件处理模式代替了对抗制审判）进行暗示而非记录历史。”乔治·费希尔（George Fisher）所著《辩诉交易的胜利：美国辩诉交易史》一书恰恰弥补了这一不足。
    与功能分析者关于“辩诉交易是针对案件数量压力的调适措施”这一过于简单化的归纳不同，费希尔认为“与多数历史的赢家一样，辩诉交易之所以取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符合当权者的利益”。正如费希尔在整本书中所证实的那样，“辩诉交易与司法或社会系统完美契合，部分原因在于它符合正式立法设定的目标：它增加了检察官的定罪率，减少了被撤销的法官裁判，同时也省去了仔细检查‘陪审团合意室的黑箱’的程序”。
    虽然费希尔的核心论点是“辩诉交易的胜利很显然是那些必定从中获利的法庭参与者们的杰作”。但是，他“并没有只是狭隘地关注庭审的参与者，而是放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看待这些参与者的影响力”。费希尔认为，“就外部参与者（尤其是立法者）在此争斗中所主动发挥的作用而言，他们主要是偏袒最终落败的陪审团审判。就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如移民和工业化对争斗结果的影响而言，它们作用的发挥是通过一方面增加了刑事案件的数量，另一方面增加了民事案件的数量，从而改变了检察官和法官的兴趣和选择”。
    《辩诉交易的胜利》一书不仅记录、分析了辩诉交易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取得胜利的历史，而且继续探讨了辩诉交易对其他程序制度的塑造作用。正如作者所言，辩诉交易制度一旦固定下来，就拥有了自己的力量。它能够促发那些服务于辩诉交易的程序，抑制那些不利于辩诉交易的程序。
    不仅如此，该书在论述过程中还对以往的相关研究与争论进行分析并作出回应。因此，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它融合了研究和论争的重要成果，是一部印象深刻且又意义非凡的著作”。
    中国关于辩诉交易制度的认识与争论由来已久，但是对于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却缺乏足够的了解，这也是国内学界对辩诉交易制度的研究难以继续深入下去的原因之一。译者衷心希望本书中译本的出版能够填补知识的空白并激发研究的兴趣。
    《辩诉交易的胜利》一书为我们引入了许多此前不为中国学者所熟悉的概念。例如，费希尔将辩诉交易区分为明示的辩诉交易和默示的辩诉交易，前者是指双方当事人明确说出他们的交换条件，而后者则是指被告人为了获得没有许诺但是有望获得的回报而作出有罪答辩。又如，除了早期的指控交易（charge bargaining）以外，本书还介绍了暂缓案件（case“on file”）的交易方式和量刑交易（sentence bargaining）方式。这些对于探讨我国类似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均不无启发。
    《辩诉交易的胜利》一书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声誉，还因为它是一部成功运用了实证研究方法的著作。作者收集并分析了几千个米德尔塞克斯郡的案例，同时详细分析研究了其中上百个案件，这使得本书的实证研究既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既有统计学的总体概览，也有单个案件的历史分析。本书以年代顺序为主线，分别从不同法庭参与者（法官、检察官）的角度对权力、利益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将辩诉交易置于更为广阔的法律体系和社会背景之下，既研究了辩诉交易与其他程序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探讨了社会因素对辩诉交易的影响。
    本书作者乔治·费希尔教授在加入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之前曾经担任过多年联邦检察官，其不仅熟悉法律实践，而且拥有参与辩诉交易的丰富经验，这大概是其著述卓尔不群的原因之一。译者有幸在开始翻译本书之前，与费希尔教授在美国进行过一次交流。当谈及中国刑事简易程序改革中遇到的若干问题时，费希尔教授认为中国正面临着美国辩诉交易当年曾经遇到的类似问题。这更加坚定了译者将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决心。希望本书中译本的面世能为中国的研究者和改革者带来某种启发。
    译事之艰辛，人所共知。翻译费希尔教授的著作，这种感受尤其强烈。正如诸多国外同行所评论的，费希尔教授是真正的语言大师。本书虽然是一本法学著作，但其用语考究，辞藻华丽，书中大量使用比喻手法。虽然读起来的确是一种享受，但翻译起来却非常困难。虽然译者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望方家多多批评指正！
    本书翻译得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美国法律文库项目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译者特别要感谢乔治·费希尔教授、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耶鲁法学杂志的慷慨授权，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各位编辑的辛勤劳动！还要感谢我的研究生们在脚注和表格翻译上给予的帮助。

 

 

                                                                               郭志媛
                                                                             2012年3月